目前，以英、美、德、法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力。2007年，英美德法举行了很多活动，重要的有：“2007年马克思主义节”(英国·伦敦)”、“第2届马克思主义大会”(德国·柏林，主题：“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逝世125周年纪念会”(德国·慕尼黑)、“2007年全球左翼论坛”(美国·纽约，主题：“开创一个激进的政治远景”)。专业性的重要学术会议有：“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法国·巴黎，主题：“另一种世界主义/反资本主义：走向别样的全球性”)、“2007年历史唯物主义年会”(英国·伦敦)、法国学术讲坛“马克思在二十一世纪：精神与本文(2007—2008)”。诸多著名左翼理论家及学者，如佩里·安德森、詹姆逊、伊格尔顿、卡利尼科斯、大卫·哈维、拉克劳、墨菲、泽普曼、豪克、齐泽克、雅索普、卡弗、瑟尔鲍姆、艾伦.M.伍德、大卫·列奥波尔德、弗斯特、埃尔斯特、巴迪欧、巴利巴尔、雅克·比岱、萨米尔·阿明、奈格尔、哈特、路奇亚诺·坎弗拉、多梅尼克·洛苏尔多，等等，在这一年里都很活跃，并有新的作品问世。

  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分析批判。报告特别推出两篇重要论文，即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之新”新在何处》与齐泽克的《多众、剩余与妒忌》。2007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纪念，相关的研究路向，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的解读，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路人物如卢森堡、希法亭、布洛赫、葛兰西、阿尔都塞、列斐弗尔、马尔库塞、阿多诺等的研究，也被进一步激活，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理论、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性、乌托邦主义、民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历史修正主义的探讨，对劳动、一般智力、异化、拜物教等理论问题的讨论，都是本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亮点。

  2007年，罗蒂、鲍德里亚与高兹离世。三位当代著名思想家不同程度地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相关联。为纪念三位哲学家思想家，报告刊出了三篇专文，即《罗蒂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评》、《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哲学批判》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及其生态政治学批判：高兹思想评述》。

  西欧其它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受英美德法影响较大，但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问题意识。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形成已久，如今，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尔、路奇亚诺·坎弗拉(Luciano Canfora)、多梅尼克·洛苏尔多，都是国际著名左翼思想家。2007年是葛兰西逝世70周年，意大利为此召开了近10次研讨会，将葛兰西研究推向高潮，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文化哲学、意识形态与霸权理论、空间理论以及葛兰西思想对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前苏联、阿拉伯地区、地中海地区、拉美、墨西哥、印度等国家及地区在内的整个当代世界政治与文化观念的影响，都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西班牙也形成了尤具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并对拉美地区的左翼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他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有：西班牙运动史、资本主义危机与矛盾、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拉美社会主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本报告特别介绍了西班牙若干最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两部新著，即达尼尔·拉卡耶(Daniel Lacalle)的《西班牙工人阶级：延续、变革与改变》与马尔克斯·罗伊曼(Marcos Roitman)的《没有民主的民主及其他》，前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今日西班牙社会阶级状况的较深入的分析，后者则是以拉美社会主义为基础所展开的资本主义民主批判。

  透过俄罗斯的报告，人们看到，在目前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仍处于低谷的境况下，一些资深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奥伊泽尔曼、巴加图利亚、赵哈泽等，仍然在进行艰难的研究与探索，一些学者致力于阐明今日俄罗斯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内在联系。2007年，俄罗斯学界展开了对十月革命的反思，但其中反映出来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历史修正主义倾向需要我们来关注。2007年，由巴加图利亚和赵哈泽重新编辑并出版了新版《宣言》，收入了恩格斯的《信条》、《原理》以及马恩合写的《宣言》，还包括巴加图利亚本人对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前景等概念或问题的反思与新解说。此外，布留金等人把马克思哲学把握为人与社会学说的努力，直接印证和呼应了中国马克思哲学界的相关探讨。

  中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同样处于颓势。目前苏东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传统的反思；二是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对本地区社会转型问题的探讨。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近些年在东欧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传统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这一联系特别值得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公民社会及其近年来盛行于东欧的法团主义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为有助于把握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当代流变，报告刊出了《从阿格尼斯·赫勒的思想演进看布达佩斯学派的历史及现状》。

  近年来，拉美左翼崛起及其“21世纪社会主义”引人注目，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它甚至已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今年的报告重点介绍与委内瑞拉同属于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实验地”的厄瓜多尔及其左翼理论家克雷亚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报告还突出报道了迪特里奇有关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些新看法以及古巴学者的批评与反驳。其中，古巴学者特别强调了古巴社会主义与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区别。与此同时，在劳尔·卡斯特罗的倡导下，古巴国内展开了一场观念变革大讨论，主题涉及到古巴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各种现行政策，这是一场自上世纪60年代在切·格瓦拉和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之间展开的“大辩论”之后、在古巴展开的面向新世纪以及新的时代所展开的新一轮大讨论，人们希望这一讨论有益于推进古巴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在更大的意义上，人们也希望世界其它社会主义传统国家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思想解放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今年的报告首次推出日本马克思主义年度报告。日本马克思主义高度关注现实问题尤其是民生问题，视野开阔且思想敏锐而激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历史的研究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强项，目前在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领域，已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与优势。

  本报告加大了“重点热点问题前沿研究”的力度，共刊登了7篇力作。由罗贝托·维尼奇亚尼(Roberto Veneziani)撰写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拒绝以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马克思学说时的还原论倾向，强调个人的理性选择，从而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激活并且超越了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论方法论之间的争论。人们注意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逐渐重视柯亨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把它看成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卡佛的《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一文篇幅不长，但却包含着大量的学术信息，该文特别剖析了目前慢慢的变成了西方特别是英国显学的“马克思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民粹主义研究前沿》一文，在掌握了丰富的文献研究资料的前提下，全面介绍了美国、拉美以及欧洲三地民粹主义及其研究的最新前沿，深入揭示了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与拉美社会主义的关联。以大卫·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不仅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前沿，而且对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时下西方的社会文化，也产生了慢慢的变大的影响，对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前沿》作了集中报道。与社会批判本质上关联在一起的文化批评，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优势领域，近些年来，这一维度呈现一定的颓势，但并没有衰落，本报告推出的《商品凝视：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艺术批判的一个视角》，则提示人们注意，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物化理论，仍然在影响着时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念。在非西方社会主义的经验探讨方面，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两个，一是拉美社会主义，另一个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年来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则对后一问题作了较系统的清理和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流派及人物方面，除关注布达佩斯学派及其解体情况外，报告特别推出了三份研究成果。第一份成果是“西方有关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研究综述”，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向，也对近些年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我们来关注。第二份成果是“恩斯特·布洛赫：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是一份基于扎实的研究资料从而对恩斯特·布洛赫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所作的肯定的和富于挑战性的探讨，研究也在一定意义上回答了近年来布洛赫研究何以会在西方“走红”的问题。第三份成果是“国外阿多诺哲学研究述评”，阿多诺对当代哲学、社会学、美学、文化批评和音乐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生态哲学、全球化理论等诸多学科与领域，一直持续地发挥着影响，也是近年来国际学界关注的焦点人物，鉴于这一背景，本报告推出了这份资料翔实且富于见地的研究性述评。

  马克思文稿的整理、出版及研究，是近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学”研究的重点。今年报告推出了两篇文稿：一篇是《近40年来国际马克思学界关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讨论》，此调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巴黎手稿》的基本区分，并通过详尽的文献学及其研究成果的考证与梳理，得出了一些有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的重要文献学研究结论。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编辑史及苏联学者的文献学研究》一文，则系统梳理了作为《资本论》准备稿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编辑史以及苏联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国内本领域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把当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批判与帝国主义批判结合在一起，是当前西方左翼思想界的主流。

  佩里·安德森是新自由主义批判的主将之一。2007年，他在《新评论》上撰文指出，除美国以外，慢慢的变多的国家及地区，如西欧各国、日本甚至中国，都在加紧走向新自由主义，欧洲及南美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复兴社会主义的态势，但显然不足以撼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根基。与近些年大多数西方左翼思想家一样，佩里·安德森虽然也看好拉美这块“绿洲”，但认为拉美社会主义更多地是依靠石油资源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内在力量。但总的说来，佩里·安德森不看好新自由主义，他认为虽然新自由主义全球体系还没有受到全面而强有力的挑战，但它自身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将迟早引发社会危机和反抗。

  德国一些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在帕塔克(Ralf Patk)看来，在新自由主义被理解为应对凯恩斯主义复兴的情况下，需要强调集体主义在对抗个人主义并批判新自由主义方面的价值。恩伽特纳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私有财产的公共性与私有财产阻碍公共政治的实施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勒施、希姆佩勒以及布特维格则对新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民主、社会正义以及社会福利等问题提出了批评。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是一大热点，舒伊主张将新自由主义看成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修补，既具有政治实践的价值，也具有理论建构的意义，也有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依然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与凯恩斯主义之间只具有策略上的差别，而没有政治原则上的区别。

  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这是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界探讨的焦点问题。2007年去世的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格利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金融、全球化与福利》中指出，新自由主义使得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场转型，即从二战期间至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转向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作者看来寄予当代资本主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但问题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根本就不可能摆脱这种逆转。2007年，加拿大左翼作家及社会活动家克莱茵在2007年出版了新著《休克信条：灾难资本主义兴起》，这部书提出了一个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概念：灾难资本主义。在克莱茵看来，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机制，灾难不仅给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经济上的机遇，而且直接维持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功能，灾难本身最直接地呈现了资本与暴力的关系，并使得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人们注意到，克莱茵的灾难资本主义得到了哈特等人的高度肯定，认为它在现实实践方面为当代“”政治提供新的结合点，通过沟通理论与政治从而拓展了新自由主义批判，而在历史资源上，这一观点则与诸如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论结合起来，值得深入探究。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必然现实地要求与帝国主义的现实批判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把当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批判与帝国主义批判结合在一起，恰恰是当前西方左翼思想界的主流。但是，究竟怎么样处理帝国主义方面的理论资源，则呈现出帝国主义批判的差异。在2007年的“总报告”中，我们区分了“新帝国主义”式的批判模式和“帝国”式的分析模式，而在前一种模式中，其实也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与视野，并包含着对相关理论资源的不同的处理态度与方法。近年来以大卫·哈维及其《新帝国主义》与艾伦·M·伍德及其《资本的帝国》为中心展开的争论就是如此，大卫·哈维主张一种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主张领土逻辑与权力逻辑并重，在马克思主义资源的依赖上，哈维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阐述的全球市场体系及其殖民危机问题。伍德则强调宗主国对帝国主义体系的基础性与主体性，强调资本逻辑，强调马克思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批判。2007年《历史唯物主义》第3期推出了一个专辑，专题讨论伍德的《资本的帝国》。大卫·哈维、沙奈、罗宾逊等撰文指出，伍德基于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概念对美国的认识，依然只是列宁、卢森堡、布哈林和考茨基等旧式帝国主义理论的翻版，并且忽视了跨国资本乃至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得到强化这一事实。而哈维则在《“新帝国主义之新”新在何处？》一文中，依据(时)空间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基本理论，试图发展出一种适合于资本积累及其变化实践的内在时空动力的理论工具，并将资本积累的非—空间理论及其内在矛盾与主张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理和地理—经济斗争的帝国主义的空间(地理)理论加以整合，以解释20世纪末新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及其活动。但是，无论是资本逻辑，还是领土逻辑与权力逻辑，其实都存在一个交汇点，这就是伍德所强调的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全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构成对世界秩序巨大威胁的军备体系，这正是帝国主义的现实，也是批评伍德的学者所承认的。

  提出复兴列宁而不是马克思，明显地包含着对目前各种形形的去政治化的“马克思研究”现况的不满和挑战。俄罗斯以及拉美等地对十月革命90周年的纪念活动，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及革命热情。

  列宁研究的复兴主要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反映出来的。2007年，一部汇巴迪欧、巴利巴尔、卡利尼科斯、伊格尔顿、詹姆逊、奈格尔、齐泽克等众多名家的题为《重新上膛的列宁：迈向一种真理政治》的论文集在美国出版。这部论文集有明确的政治意图，这就是通过在一定意义上复兴列宁主义从而挑战因“”失败而产生的自由—民主主义霸权。依编者的意见，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正是列宁使得马克思的学说政治化并超出欧洲成为一场全球性的社会政治运动。而且，正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进一步贯彻为真理与党派政治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显然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论证和强化。提出复兴列宁而不是马克思，明显地包含着对目前各种形形的去政治化的“马克思研究”现况的不满和挑战。

  然而，为了使研究更符合上述复兴列宁的需要，对列宁的研究实际上也存在着过度诠释或任意取用的倾向。因此，正如哈特与奈格尔的《多众》不过是要“恢复彻底净化过的无政府主义”，近年来列宁研究复兴的主将齐泽克新近也将推出列宁研究文集《革命在门口》，他希望“恢复以‘真理的政治’形式出现的列宁主义遗产”，但在批评者看来，齐泽克从列宁那里得到的东西“仅仅是列宁的名字而已”，而左翼思想家们仅仅是借列宁强化自身的激进政治主张，不少人也对目前流行的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怎么办》的解构主义研究方法表示担心。

  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2007年第5期的主题即“今日革命理论：十月革命90周年”，刊登了卡尔、豪伊尔、哈格尔、迈耶尔、布伦纳以及霍尔茨等的文章，就蔡特金有关十月革命的思想、十月革命与蓝图、十月革命与今日资本主义变革、社会主义的前景以及当前革命形式的判断、修正主义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

  随着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反思以及列宁研究的复兴，与苏联社会主义史的中断及其反思有关，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与欧洲极右势力以及新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有关，近年来在俄罗斯及西方出现了一股为历史修正主义正名的倾向。对此，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B.萨普雷金等提出了批判，他撰文全面分析和论证了十月革命的客观必要性，其中特别论证了十月革命时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天然倾向性，以回应时下流行的因十月革命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因而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看法，萨普雷金还批判了把所谓村社以及布尔什维克与苏联民众对立起来的观点。西方左翼界也对历史修正主义倾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判。2007年，意大利著名左翼思想家洛苏尔多出版了《为历史而斗争：历史修正主义及其神话》，英国也出版了两部文集，《历史与革命：拒绝修正主义》和《书写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些成果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回击后现代主义以及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颓势等方面的非消极作用，强调正确认识十月革命以及俄罗斯社会主义史。

  俄罗斯以及拉美等地对十月革命90周年的纪念活动，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及革命热情。在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举办了纪念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中心议题即“十月革命思想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人”。这次会议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强调指出，十月革命的思想在当今条件下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具有现实意义。这次会议同时确定了有十余项内容的共同行动议程：纪念马克思诞辰190周年和《宣言》发表160周年，呼吁各国青年人学习和继承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声援劳工及其民主自由权利，反对用对劳工及工会活动实行迫害，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激进活动，抵抗新自由主义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复活，声援社会主义古巴，支持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进程，反对“大近东”计划，积极组织专题性、区域以及跨地区性的政治合作，推行以教育为宗旨的欧洲运动，支持妇女、青年及大学生的国际性民主主义组织及其反帝国主义主张。上述议程，也正是今日全世界内开展马克思主义活动的主要议题。拉美六国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古巴、巴拉圭和乌拉圭则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会议，会议强调拉美越来越成为全球性反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也强调政治斗争的策略，强调加快观念变革，扩大经济与社会的整合，强调加强区域自治区以及拉美国家间的互助联合，强调拉美左翼力量的团结与联合，以抗击美国以及区域性右翼势力。

  研究表明，受马克思学的影响，以及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进一步加强。

  《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近年来引起讨论较多。2007年，“《历史唯物主义》年会”的重要议题就是《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解读主要集中于对这几部著作中有关“一般智力”(或“一般智能”)、“形式吸纳”、“实际吸纳”、“非物质劳动”等概念的探讨。这些概念早先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但在奈格尔、哈特等左翼理论家看来，它们恰恰是解读当代资本主义有关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信息化、虚拟生存及其劳动问题的十分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学目前也在开展有关一般智力的探讨。但是，按照托斯卡诺的看法，马克思学的研究是基于辩护当代资本主义的目的，而问题的重点是借助这些概念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革命。托斯卡诺由此提出未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五个方向，即：(1)解读马克思的概念，尤其是《大纲》中的概念；(2)展开历史哲学和社会变迁模式的研究；(3)确定非物质劳动者如“知产阶级”等社会支配角色；(4)从哲学人类学上界定有关知识和智能的定义；(5)认识价值概念的作用及其危机，并评估作为生产力的知识。

  这里，最实质的问题还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理解。按照奈格尔与哈特的看法，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其语境只是刚刚形成的工业社会，反映了一种基于工业化生产的生产主义模式，属于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即所谓“形式吸纳”)，而在世界市场阶段和后工业阶段，马克思在工业社会语境下提出的劳动概念则不再合适，这时的劳动，乃是表现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因而也应当在马克思一般智力以及非物质劳动等概念上进行理解。

  塞耶斯在《科学与社会》2007年第4期上撰文“劳动的概念：马克思及其批评”中指出：不能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纳入生产主义模式中理解，而应该从黑格尔的人的普遍的社会化活动的意义上把握劳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反映了黑格尔那种把形式赋予物质的“构形”活动，劳动建立起了人与对象的关系。

  2007年，《资本论》德文版第1版出版140周年，欧洲各左翼刊物发表了数十篇关于《资本论》研究的文章。豪克于2006年出版的《〈资本论〉导论新讲座》目前已引起较大反响。豪克通过对《资本论》的发生学重构，特别是区分了《资本论》中的两种言说方式(即大众的和客观的语言、学院化的即认识论的或形而上学语言)从而得出结论，《资本论》并不是始于复杂的资本概念，而是始于商品。豪克同时还提示人们注意《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许多尚未展开的理论视域，如对商品形式—交换过程行为结果的分析、对结构观点序列的分析、货币发生学及其相关价值术语，等等。

  2007年，法国对《资本论》研究的焦点之一是拜物教问题。昂图瓦尼·阿图指出，拜物教理论虽然构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并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得以可能，但在马克思主义史上依然作为“隐藏的面孔”而被第二国际所遮蔽，直到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才得以敞开。阿兰·比尔区分了拜物教概念的两条路径：生产关系混淆于其物质支撑物所形成的“物化”、物质支撑物对超越个人的人格化力量所形成的“神化”，进而分别讨论了商品拜物教与虚拟资本的拜物教。卢卡·巴索不同意将拜物教概念理解为对存在物的歪曲认识，而应该视之为昏暗现实的呈现形式，因为它事关与商品世界的建构，与资本内在的主体性以及与“幽灵般的客体性”的动态关系。但在比岱看来，马克思在分析商品关系时，存在一个“前提预设”，即商品交换关系只能从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所内在包含的实践及其动态层面产生，这一作为《资本论》之开端的“现代幻象”，本身就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据本体论地位。

  《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继续引起重视。豪克认为，《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但其实质不是逻辑学，而是直接涉及到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法国学者让-路易·拉卡斯卡德并不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全部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他更倾向于对这篇跋中所提到的相关联的内容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尤其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大背景进行还原性的分析。法国学者采拉·罗德里格则探讨了《资本论》第一部分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关系，揭示了马克思在分析问题时贯彻的理论、历史与方法的统一。

  不少学者讨论了《资本论》的未完成问题。海因里希基于MEGA2研究指出，《资本论》第1卷本身就具有未完成性。而在法国学者迈克尔·克拉克看来，马克思生前没有完成《资本论》并非憾事。事实上，马克思通过种种活动及其著述已经呈现出了资本化的每个方面，包括今日所谓全球世界资本扩张的种种表现。

  大卫·列奥波尔德在2007年出版了一部新著《青年马克思》，该著结合1843年的德国危机、现代性及其现代政治学视野，阐述了早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联，分析了鲍威尔、犹太教以及基督教传统对早期马克思的影响，分析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政治学以及宗教批判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还剖析了早期马克思与卢梭、与圣西门等的关联。

  法国很看重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研究表明，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作品引起法国学界的浓厚兴趣。2007年，皮埃尔·拉斯库姆出版了专著《马克思从“林木盗窃”到法的批判——〈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一种方法的诞生》。丹尼尔·本萨义德则撰文剖析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人道主义及民主主义思想，寻求这些思想与马克思后来思想的关联性。阿莱桑德罗·波利尼则试图把握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的独特性，特别是把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消灭哲学”，进而理解马克思在1845年实现的哲学变革。法国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则依然集中于异化问题。斯蒂芬·阿贝认为，马克思早期关注的异化，应确定为非本质主义的概念，使得它在诸如社会理论的分析中发挥作用，并与相关范畴如“剥削”、“统治”、“压迫”、“排斥”等关联起来。

  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人物研究中，焦点大体集中于卢森堡、布洛赫、葛兰西、阿多诺、阿尔都塞、马尔库塞等。

  受有关帝国主义以及列宁研究复兴的影响，卢森堡(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还包括希法亭)成为近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人物。2007年在日本举行了第15届“罗莎·卢森堡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对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思想、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社会主义观、政治学及政治经济学、哲学观、方法论、民族观，以及卢森堡与马克思、列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的讨论。对卢森堡的关注还与人们对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的现状及前途的思考有关。不过，也有研究(如豪克)指出，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专政并不矛盾的思想，可能会引起一种政治软骨病，因而并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

  在早期经典马克思主义人物中，布洛赫多少属于边缘人物。但是，近年来，国内外布洛赫研究出现复兴，有的研究甚至强调为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正名”。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对诸如乌托邦主义的讨论，总是离不开布洛赫，尤其离不开他那部扛鼎之作《希望的原理》，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德国凯斯拉发挥了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提出的“暖流”论，认为布洛赫的美学奠基于“尚未存在的本体论”从而使得美学成为逻辑框架与非艺术的现实的中介，美学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与自然的抽象美中对社会进行沉思，而是在历史和自然过程中的认知性的介入。

  葛兰西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人物。近些年来，葛兰西在西方的热度甚至于超过了卢卡奇，其原因，盖因为葛兰西的理论更多地对应于今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意大利左翼界将2007年确定为“葛兰西年”，葛兰西思想在当代思想的全方位影响也得到了探讨，相关情况前面已有介绍，在此不赘。德国学界也致力于讨论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和相关通俗文学问题。萨洛蒙通过比较葛兰西与萨特的知识分子理论，认为，葛兰西的广义的以及潜在的知识分子理论十分有益于一般智力问题的探讨，更宜于讨论知识社会的主体角色，讨论今日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命，当然也更适合于讨论当代知识分子的深层危机。

  随着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的深化和复杂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传统的复兴，阿多诺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日益凸显，近些年来，阿多诺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文化批评、音乐理论、女权主义、生态哲学以及全球化理论方面的成就得到不断探讨和深化。这种情形在2003年阿多诺诞辰100周年之后，更是如此。2007年，仅英美就出版了6种研究阿多诺的专著或文集，分别是：阿拉斯泰·莫干的《阿多诺的生活概念》、大卫·舍尔曼的《萨特与阿多诺：主体性的辩证法》、乌利契·普拉斯的《阿多诺文学札记中的语言与历史》、雷柏特·兹德瓦特的《阿多诺之后的社会哲学》、乔治·加威勒托的《跨越心理-社会的分野：弗洛伊德、韦伯、阿多诺与埃利亚斯》以及《阿多诺与思想的必要性：新批判文集》。

  近些年来，国内学界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引入海德格尔的视角并取得不俗成绩。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马尔库塞正是以其“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著称。马尔库塞的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盛行于西方思想界，在沉寂了几十年后，近些年又有复兴的态势。凯尔纳等近些年来一直在编辑出版马尔库塞的作品。2007年新出版了《马尔库塞文集》。这部文集全面反映了马尔库塞思想的前后变化，细读这部著作，有助于理解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有助于对这一路向形成真正有价值的批判。

  法国左翼理论界仍然致力于肯定阿尔都塞有关《资本论》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地位的观点，在伯纳·吉贝尔看来，《资本论》典型地反映了前科学的黑格尔式意识形态与彻底的“唯物主义科学”的“认识论断裂”，“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也正在于贯彻了结构主义原则，并借助于斯宾诺莎从而复活了《资本论》中的一元论唯物主义。伊莎贝拉·伽沃则批判性地剖析了政治介入及其意识形态对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有关意识形态的根源其实在黑格尔，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引入了解释学视野，而此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变成了批判和论辩的工具。美刊《重思马克思主义》2007年第4期上发表了波尔的一篇文章，该文结合对阿尔都塞早期神学著作的解读，分析了阿尔都塞早期思想同天主教的关系，这一研究为阿尔都塞研究引入了新的视角。

  此外，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布莱希特、本雅明、普朗查斯、列斐伏尔的研究也比较多，限于篇幅，不多介绍。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无疑是目前国内外学界都在积极探讨的课题，甚至在诸多研究方向上具有纲举目张的地位，它是目前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也构成马克思主义原著、人物以及历史思想研究的理论高点与问题域，更是马克思主义左翼实践的思想旗帜。

  马克思主义复兴问题显然是今日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探索的主要话题。美刊《重思马克思主义》2007年刊载了南希在世纪之交所作的一个访谈。在南希看来，当今时代出现的向马克思回复的研究，看起来是回到一个基础性的和直接的马克思理论论域，也抽掉了马克思学说的经济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但是，如果真要在哲学终结的意义上探讨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性，就必须看清目前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形势，摒弃对资本主义进行简单的伦理与政治批判，切入对经济活动的“存在论”分析，重新阐释伦理与政治问题。南希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及其人的经济活动的异化与市场化的批判，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关于社会建构方面，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通过阐释马克思的“人的社会生产”概念，南希提出了“共在存在论”，强调共同体与个体的本质沟通，这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一种新的把握方式。

  雅克·比岱在2007年出版新著《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其主旨在于对现代世界以及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和超越，乃是“为别样的世界准备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别样的马克思主义”也成为2007年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的主题词。法国很多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2007年法国出版的几部著作，如帕派欧安努·科斯塔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伊曼努埃尔·卡善的《马克思：行动与历史》以及比埃尔·达诺等合著的《拯救马克思？》，都直接表明了这一倾向。不过，研究者的重点并不是要一般地把具有特定含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而是在此基础上重建“新马克思主义”，即实现马克思学说与当今时代的对接，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实也正是重建“新马克思主义”在今日全球时代遇到的政治主体性、历史动力以及不均衡的发展境遇等问题。让·维乌拉克力图在形而上学体系以及历史哲学中定位马克思的思想。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汉斯·凯特斯泰尼的《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历史的神秘哲学》揭示了“改变世界”何以构成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哲学的隐秘的支点，更多的研究则越来越强调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意义。

  与“别样的世界”、“别样的马克思主义”等口号相关，则是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乌托邦的复兴态势。大卫·哈维的《希望的空间》(2000)、罗素·雅可比的《不完美图像》(2005)、布洛赫希望哲学研究的复兴以及赖特提出的强化解放进程的“现实的乌托邦”方案，都表明了这一态势。2007年，德国学者Tanja Dückers出版了《乌托邦之后的明天》，另一位德国学者凯斯拉则在美学本体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把乌托邦视为远期目标的“暖流”论。佩特森在《重思马克思主义》第1期上撰文《左翼与上帝统治》，该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讨了左翼乌托邦主义从基督教中吸取相关资源的可能性。佩特森还区分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左翼界拒斥乌托邦的两种不同立场：第一种立场是彻底的拒斥，如新社会运动就声称不再诉诸普遍与绝对从而完全拒斥乌托邦主义；第二种立场是修正或有区别地承认乌托邦主义，如大卫·哈维基于其不均衡的地理发展理论，要求以“辩证的”乌托邦主义即“时空的乌托邦主义”取代“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但总的看来，第二种立场目前占据西方左翼的主流。

  2007年，詹姆逊出版了新作《未来考古学：乌托邦和其它科学幻想的欲望》，詹姆逊指出，当今世界尤其需要拯救乌托邦，即将肯定意义的乌托邦冲动或愿望从表现为革命实践或方案的乌托邦形式中区分出来，将乌托邦中的存在的塑造或构建新世界的肯定的“想象”与怪诞、反复无常的“幻想”区分开来；詹姆逊强调在当前的左翼活动中引入乌托邦想象的必要性。

  乌托邦的讨论直接关涉到对解放主体的讨论。在托姆·莱恩看来，列宁与过于激进地以国家权力代替民主及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修改了马克思基于世界市场以此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筹划，因而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成是历史解放的承担者的断言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民族国家才是现代历史的推动力量。安德森则同意哈特和奈格尔把“多众”(Multitude)看成是解放主体的主张，认为这是帝国的出现、传统民族国家的解体以及后民族国家来临的必然结果。

  近些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较为关注马克思哲学研究之“斯宾诺莎转向”问题。所谓“斯宾诺莎转向”，是指二十世纪最后数十年很多马克思研究者，如阿比亚克、巴利巴尔、马齐芮、马瑟伦、毛菲诺和奈格尔等离开马克思而纷纷转向斯宾诺莎研究。这一转向通常被认为是超越阿尔都塞而从斯宾诺莎那里寻求理解马克思哲学演进的内在难题。斯宾诺莎转向通常被认为是哲学家从政治转向形而上学与纯粹哲学，但雷德通过探讨马齐芮对斯宾诺莎的解读，认为斯宾诺莎转向恰恰是在参与政治，是以真正哲学实践的方式探讨政治问题，因而既是对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克服，同时又隐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方式的转变，从而使哲学的唯物主义得以可能。

  目前西方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显然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界虽仍确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性断裂，但是，断裂的历史条件是否形成以及历史条件本身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断裂将发生在何时？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及运动的反思，显然渗透着一种批判与质疑，托姆·莱恩甚至认为，列宁与其实是在没有马克思所强调的那种社会历史条件(如世界市场)的情况下，过于激进地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对马克思一般智能的关注与诠释实际上意味着，技术化的社会中止了传统的解放逻辑，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不可能，原先那种基于生产逻辑之下的无产阶级穷困的普遍化，已经让位于新型的历史主体，知识分子的组织化以及“知本家”化不仅改变了启蒙，也改变了激进运动得以发生的社会阶级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奈格尔和哈特把激进运动的主体确定为多众，而以多众为解放主体的激进运动也由此承接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或者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不过，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觉得技术化本身也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如考克肖特与科特瑞尔提出并通过彼德斯、楚泽以及H.迪特里希等而扩展开来的所谓“计算机—社会主义”就是如此。但是，泰施现在对“计算机—社会主义”提出了全面批判，在他看来，“计算机—社会主义”得以成立的那些基本共识，如基于劳动时间的等价原则、内容广泛开展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由经济变革引起的直接民主，都是不能成立的。显然，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能否产生带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质的经济体系与具有人民民主特征的政治体系，是令人怀疑的。

  有些研究认为，既往的社会主义及运动在社会主义及的整个历史中只具有实验意义，既不否定、也不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及。在对具体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及著述的研究方面，法国的资料显示，除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外，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异端”思想近些年引起人们的讨论，比如让-克里斯托弗·昂饶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及工联主义的研究，丹尼尔·本萨义德对运动史上的策略问题的讨论，伊曼努埃尔·茹斯对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讨论，都有必要注意一下，这些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十九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的革命形势及其走向，更有助于把握民主社会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但是，以卡利尼科斯为代表的托派社会主义依然在强调一种传统的激进革命主张，并在左翼活动中发挥持续的影响，赖特的解放议程、齐泽克的普遍革命论、比岱的世界国家论，以及激进政治经济学及部分的市场社会主义，都属于这样一种激进政治主张。除了宏观的和总体的研究外，英、美、德、法等西方国家还注重开展本国及本民族的社会主义及运动史的研究，其中，对目前拉美社会主义模式具有一定历史影响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及运动史的探讨，有必要注意一下。

  在现实实践方面，近些年西方社会主义运动，表现为反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社会论坛的形成以及欧洲社会论坛

  目前，世界社会论坛出现的一些新的动向有必要注意一下。卡利尼科斯、克里斯·赖汉以及本萨义德等人指出，反资本主义全球化乃新社会运动及世界社会论坛的初旨，但近些年来也存在着过分世俗化和商业化的问题，拒绝政党参与也影响到它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并最终影响到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能力。但是，2007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第七次世界社会论坛，则没有以往的规模庞大，商业氛围也相对淡薄，讨论也更加深入，尤其是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旨十分明确，有人甚至认为这次论坛将是新社会运动及世界社会论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当南美出现了以巴西的卢拉为代表的“区域性布莱尔主义”和拉美以查韦斯为代表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两个不同的政治纲领版本的同时，欧洲社会论坛内部又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倾向：改良主义右翼，以“金融投机管制运动”为代表，力图使自由资本主义回到管制的资本主义；自治主义，主张超越“”传统的辩论，建立区域性的资本主义替代方式，建立地方自治社会主义；激进左翼要求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种状况说明欧洲社会论坛内部思想复杂多样，而且，很难说其中的激进左翼已占据了欧洲社会论坛的主流。

  查韦斯、莫拉莱斯、古铁雷斯、克雷亚、奥尔特加、巴切莱特、卢拉以及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智利、玻利维亚等国的各种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目前正受到全面的关注与研究。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拉美向左转”现象以及查韦斯与克雷亚等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其中，拥有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对“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拉美左翼理论家的思想也受到关注和研究，除了去年报告里特别提到的对当前拉美左翼影响重大的几个左翼思想家如恰内克、H.迪特里希以及卡斯塔涅达外，迈克尔·洛威认为，秘鲁的马里亚特吉应该被看成是拉美第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2007年，拉美有关社会主义的重要争论就是在迪特里希与古巴学者之间展开的关于古巴社会主义的争论。迪特里希批判性地指出，古巴社会主义因拒斥“21世纪社会主义”因而属于“历史社会主义”。对此，古巴学者及领导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及拉美特色，反对歪曲社会主义，反对把古巴模式看成是“历史社会主义”，反对将迪特里希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与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及其“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混在一起(对于后者，古巴是持尊重态度的)。值得注意的是，古巴方面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反驳，而是藉此进一步深化了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问题以及古巴社会主义的讨论。事实上，在劳尔·卡斯特罗的倡导下，古巴在2007年已经展开了一场被认为“将有益于推进新世纪古巴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大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领域，北京共识，基本上被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获得世界承认和重视的标志

  萨米尔·阿明、德里克、大卫·科茨、詹姆士·劳勒、托尼安德尼阿尼等在坚持自己的理论主张时，强调应积极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并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看法。日本资深理论家不破哲三则认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列宁所谓的“新经济政策”阶段，但是，中国因还要处理社会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因而中国模式更具有全球意义。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则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思想上和方法论上重新思考了《宣言》中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保持了某种一贯性与独特性，吉登斯虽并不认为一定要以“第三条道路”来描述中国，但他强调中国道路应当考虑市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平衡与协调。针对中国不被西方国家看成是民主国家的观点，一些国外左翼理论家，如拉里·戴尔蒙德、史蒂芬.C.安格尔、约翰·桑顿等认为，中国式的民主制度正在变成全球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国政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村民直选与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农村政治制度和儒家伦理价值与现代民主政治价值等，都在国外得到肯定性的探讨。在理解中国模式的独特性方面，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了一种颇能切中中国和实生物、刚柔相济文化特征的提法：“淡色中国”。研究也表明，目前，“和谐社会”、“文化软实力”等提法正在引起国外慢慢的变多的研究与认同。

  对于中国道路的理解，目前国外左翼理论界依然还存在不少误解。托派、毛主义者以及以《纽约评论》为代表的一些刊物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走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日本有一些学者(如大本一训)则认为中国正在走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更多的则以诸如市场社会主义、政治实用主义、经验实证主义、官僚社会主义以及“第三条道路”来描述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但他们主要说来还是从负面性上把握中国道路。

  关于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目前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模式目前正在依附于以美国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模式。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模式是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应对与调整，因而同时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其实就是一种介于计划经济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模式。慢慢的变多的研究认为，不能一概地以西方话语分析和命名中国模式，要尊重并研究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中国模式也要求人们重视马克思主义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的独特性的论述，进而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理论。

  目前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拉美社会主义以及各种激进左翼思想的异彩纷呈与相互激荡，而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现象的分析批判，则构成主要的问题框架与研究主线。

  由此，一方面使得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人物的研究得以继续复兴，并在对经典著作及思想的重新解读中不断形成新的创见，另一方面也不断激活和提升了对现实及其理论问题的研究力度，并使马克思主义左翼活动呈现出新的活力与生命力。2007年的情形也是如此。能够准确的看出，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问题，引起了西方左翼界慢慢的变多的关注。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是把新自由主义看成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某种修补，还是干脆看成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格利的“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以及克莱茵的“灾难资本主义”当然给人很多启发，他们都注意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能力，并且事实上注意到：新自由主义通过国家而实现的资本积累及其金融资本主义，这显然进一步巩固了全球资本主义，而以艾伦·伍德为代表的资本帝国论正是这一路向的代表。大卫·哈维虽然也承认普遍资本主义，但他的领土与权力逻辑论显然有力地挑战了资本逻辑论。而在目前盛行的奈格尔及哈特的帝国分析框架中，连同帝国主义及民族国家都已消解在一种无中心的全球权力网络中，奈格尔及哈特的分析显然引起很多非议，但同时也要求人们从政治、资本、技术、人力以及环境等方面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结合2007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对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现状及其研究意义，形成两个基本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在现代世界持续存在着的历史运动及其思想传统，它已经融入当代思想的流变，并依然在各个层面发挥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是现代世界的三大主要社会政治思潮。苏东剧变，使得马克思主义退出主流的社会政治运动，今日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主导性的思想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但这样一种处境，使得马克思主义更有益于并有理由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思想运动发挥作用。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从其产生起，马克思主义就是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另类”，而正是这个“另类”所释放开来的巨大的历史能量，激起了西方历史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代转变。从马克思主义受到西方主流政治观的排挤时起，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自主调整与改革功能，尤其是对其病状的诊断与治疗作用，也不断地呈现出来，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消毒剂，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成为现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及其传统，这一点不会因为一时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现代世界的进步，不能没有一种批判力量，马克思主义担当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过去如此，今天也是一样。种种状况表明，现时代的资本主义体系要较先前更加依赖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异质性的批判力量，这也是今日马克思主义必然继续存在并大有可为的历史合法性所在。因此，正是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占据主流地位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且当之无愧地担当起了挑战和批判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任务，延续并进一步彰显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功能。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现时代最具活力的世界性的思想运动。

  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同时也以某种内在而积极的方式延续马克思主义传统并实现这一传统的时代性变革。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传统受挫，但同时也促使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变革与更新，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的变革与更新。今日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对繁荣的局面，正是这样一种变革与更新的结果形式。这也是理解今日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性的马克思主义等的应有视角。

  对于广大的非西方社会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入了各自现代化的道路，并成为自身民族的思维方法、话语方式乃至思想体系。因此，不能割断现代马克思主义传统，更不能认为能轻易地抛弃马克思主义传统。近十多年来东欧及俄罗斯在思想观念上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混乱、断裂以及失语现象，实际上正是某种“急退”的症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否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实际上正是要保证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道统一贯性，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有道德与政治上的合法性，而对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伟业而言，更是理所当然。

  (二)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问题意识、全球视野、学科综合化以及理论研究质量方面可圈可点，全面反映了当今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表明自身是现代实践哲学的典型，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较好地实现了问题意识、经典研究以及理论研究的良性互动，体现了理论、学术、思想与现实的统一。这表现在今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尤其明显。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的许多主题，诸如新自由主义、帝国、新帝国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理论、阶级、剥削、资本扩张、异化、解放主体、乌托邦、一般智能、非物质劳动，等等，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主体问题，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探讨，全面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也突破了国家、民族性以及区域性的局限，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视野及人类关怀。

  研究方法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慢慢变得趋向于综合化与跨学科化，有效地实现了在诸种复杂的要素之间的集聚与整合，实现了哲学与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生态学、女性学、地理学、建筑学等的交叉融合，而多学科、多视角并且多样化的探讨也使得问题的真实性全面呈现出来，进而形成富有解释与批判效应的研究成果。相对于现象学、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今其它人文社会科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和处理现代性社会系统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方面，其优势已越来越明显。因此，在现象学、分析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相对减势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依然作为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显学而存在。而且，今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并不亚于自由主义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事实表明，一批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当代思想家，如哈贝马斯、鲍德里亚、巴迪欧、吉登斯、大卫·哈维、齐泽克、拉克劳、雅索普等，他们的思想及其成果不仅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批判，而且本身就代表着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

  总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状况的关注与研究，显然有益于推进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更有益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更宜于“洋为中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国和强国，本身也要求我们及时准确地掌握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向，追踪、消化其前沿成果，并展开分析批判，进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创新。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自由主义道路有着原则上的区别，而目前有关新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的困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现实困扰，亟待中国理论界作出回答。西方左翼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客观上更有助于非西方尤其是中国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及其理论建设，而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探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方面的研究，也都是当下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值得重视。